莎士比亚之谜

导言：莎士比亚之谜

1． 身世之谜

莎士比亚是谁？这似乎是一个不该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要觉得奇怪，然而，这几乎是欧美莎士比亚研究界的头号公案。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后罗兰・巴特和福柯分别写过《什么是作者？》和《作者之死》，强调了解作者几乎限制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甚至让我们看不到作品之中更多丰富的意义。但是，这丝毫没有撼动人们寻找这署名为“莎士比亚”的30多部戏剧和百来首诗的作者的决心。因为，无论从社会史、文化史还是文学史来说，这些作品实在是太重要了，寻找作者的信息，对于了解作品的信息实在是至关重要。

莎士比亚的履历大概有人调查的很清楚。1564年4月26日，威廉・莎士比亚在英格兰中部的斯特拉福德的圣三一教堂受洗，他的出生日期应该早于此日。他是家中老三，但由于两位姐姐早死于瘟疫，他成为长子。1570年，他进入文法学校，文法学校并不只教文法，它的教育大概包括中世纪的初等教育（拉丁文法、辩论、修辞、逻辑、讲演、初级算术等），莎士比亚从中获得了基本的拉丁文知识，这对他后来成为诗人和剧作家很有帮助。他在其中阅读了普鲁图斯和塞涅卡这些罗马诗人的剧作，从中受益匪浅。而新教的《圣经》和主日礼拜活动让莎士比亚得到了很好的英语训练，因为当时的《圣经》和《教义问答》都是英语写成的。1579年，他辍学回家帮父亲务农，并于1580年和某富家女Anne Hathaway结婚，当时Anne已经有了3个月身孕。1587年，莎士比亚可能随某伯爵剧团上伦敦演出，开始了他辉煌的创作生涯。问题来了？

这七年当中莎士比亚干了什么？于是传说不径而走，比较经典的一个传说是偷鹿传说

 

“莎士比亚在结婚后过了一段时间‘不幸交了些不好的朋友，其中有些人经常偷鹿，拉他不止一次到斯特拉福德附近属于查尔科特的托马斯・卢西爵士的园子里偷盗。为此他被爵士追究法律责任，在他看来太严厉了些；为了报复这种虐待，他写了一首歌谣讽刺爵士。虽然这篇大概是他最初试写的诗作已经失传，据说它很尖刻，以致引起对他加倍的法律追究，使他不得不离开他在沃克郡的职业和家庭，到伦敦躲避一个时候。”

 

结果，莎士比亚因祸得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剧作家，写出了40多部戏剧，作为一个文化不多的高中生，他超越了马洛等大学生成为了世界顶尖的大文豪（诸位大可以以他为榜样）。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现在无从考证,但是，这几年莎士比亚到底干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于是学者们多方考证，努力搜求，而且还不断争吵。起初，这不过是修订人物年谱的琐屑争论。但是二战以后，大学里兴起了一个学派，叫做“文化唯物主义”，这个文化唯物主义庸俗化了之后呢，就开始通过考察莎士比亚的祖宗八大代来确定他的阶级立场是左是右，他和地主老财之间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小事成了大事。尽管偷鹿贼的传说似乎无关宏旨，但莎士比亚消失的七年确实成为了莎士比亚研究者的一块心病。

之后，莎士比亚逐步成为了伦敦戏剧界的后起之秀，但是人们在修订他的年谱的时候，仍然用了很多“可能”。因为和我们现在的想法不同，莎士比亚在当时不过是逗人乐的戏子，以至于一直到十九世纪，还有保守的教授认为，这样没文化的人怎么写得出如此优秀的剧本，大学圈子里也很奇怪，因为立场不同，教授们之间还形成了反-斯特拉福德派和挺-斯特拉福德派，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可以说，这样的争论都因为剧本本身的伟大而黯淡了。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小镇也许是生养莎士比亚的地方，但真正成就莎士比亚的，是（剧本中）伟大的罗马、威尼斯和英国宫廷。但是，我们也不能弃莎士比亚生平考证而不顾。搞清楚了莎士比亚的生平，尤其是他和同时代诗人的交往，他对同时代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也许我们能够更透彻地了解他的作品。

1615年，莎士比亚逝世，他的一生卑微而坎坷，但是他所创造的世界宏大而壮丽。这样震撼人心的剧作成为他生命的延续，以至于他卑微琐碎的一生，也成为后人道不尽的话题。

2． 剧作之谜：千人千面的莎士比亚解释

莎士比亚写过43个剧本和153首长诗，剧本大多用当时常用的无韵诗写成。可以说，他是标准的诗人兼剧作家。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剧本都是上乘之作。应该说，这样的创作能力在世界一流作家中也是佼佼者。但是，围绕莎士比亚作品的解释一直有着复杂的争讼，这种争执的复杂性，也成就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所特有的丰富特点。我就以《哈姆雷特》一个戏剧的解释史，来看看莎士比亚的解释历史。

《哈姆雷特》的故事并不复杂，主题其实就是复仇。这个剧本以哈姆雷特的复仇为主线，拉提俄斯和福丁布拉斯的复仇为暗藏线索，最后的高潮是三人的大仇得报，哈姆雷特杀死了叔父，拉提俄斯杀死了哈姆雷特，福丁布拉斯开进了丹麦首都，报了夺地杀父之仇。但是，这部戏在设计上有着非常多的疑点，让后人争论不断。

疑点一：哈姆雷特已经是30岁的人了，为什么他老妈与他叔父结婚，仍然被冠以淫荡之名。

疑点二：哈姆雷特的朋友霍拉修为什么到丹麦参加他父王葬礼一月之中，居然和士卒为伍，为什么没有见王子？

疑点三：幽灵第一幕出场之后，所有人都见到了，为什么哈姆雷特的母后反而见不到？

最重要的疑点：哈姆雷特为什么不直接报仇，如果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为什么他就是不报仇呢，还要选择方式方法？

哈姆雷特的迟疑不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提出了七种解释，很有意思

1．  歌德的说法：莎士比亚是一位公子哥儿，报仇的事情干不来。

2．  柯勒律支的说法：莎士比亚敏于思想而懦弱于行动。

3．  “虽然国王有杀兄之罪，但按照基督教义来说，不经审判而杀他仍然是大罪。从哈姆雷特内心中我们看出基督徒和自然人的斗争。（Ulrici）

4．  “悲剧的复仇必须要有惩罚，惩罚必须要有公理，公理必须要令世界周知。所以，哈姆雷特的目标不是王冠，其首要义务亦不是杀死国王。他的事业乃是公正地惩罚杀父的凶手，虽然这些凶手在世人心中毫无嫌疑，他并且还要把自己处分之合理，令丹麦民众认为满意。”

5．  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6．  A.C Bradley，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者,莎士比亚作为典型的抑郁症患者，对万事的悲观主义态度

7．  G.F Bradley,著名的哲学家，莎士比亚写了两稿《哈姆雷特》，第一稿想写成复仇血腥剧，第二稿却写成具有独特莎士比亚风格的独白戏剧，两稿合一，必然有很多顾此失彼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哈姆雷特》呈现出矛盾的地方。

梁实秋同意第七种看法，他认为后面一个Bradley结合版本和风格说得更为合理和圆转。但是，为什么梁没有进一步追问哈姆雷特为什么会改弦更辙，把一部复仇剧改成一部心理独白和“疯话”占主要地位的戏剧呢？另外，《哈姆雷特》一方面充满了情节细节上的不精致，另外一方面，刻画人物上的细节却是如此完美深刻。例如《哈姆雷特》从头到尾贯穿“复仇”、“贞节”、“君权”和“疯狂/清醒”这样一种主题的探讨，而且首尾一贯，这样伟大的描写所起到的效果恰恰超越了当时血腥戏剧的效果。如果，我们深入挖掘下去，仍然要回到宗教、抑郁、精神分析这样探讨时代、社会和内心关系的深度问题之中。哈姆雷特问题看来仍然会被继续研究下去。

3． 历史地位之谜

杜甫所谓“千秋万载名，寂寞身后事。”莎士比亚生前不过是个成功的梨园中人，身后却成为国族的瑰宝，甚至英国高中毕业如果了解莎翁三个剧本，就没法通过会考。这样的殊荣和影响却是几经沉浮的结果。

莎士比亚在身前受到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的宠爱，以剧团演员和作者的身份，成为宫廷内侍。但是，由于他高中生的学历，卑微的出身和剧团之间的竞争，他经常遭到同代人的抨击，1610年，约翰・戴维斯曾写诗抨击莎士比亚的敌人“另外有些人进行责骂，骂归他骂，你可不是贫嘴，你具有无上的机智，你播种了‘诚实’，可他们得到收获。”可见，当时的娱乐界也是人文相亲，嘴仗不断。而具有宗教背景的大学教授则更把剧本看作不入流的东西。但是也有人认识到莎士比亚的独特天赋，他这么说：

 

像莎士比亚的最好的诗行一样，

  后人将听到的从众的讲道者据此推理

  凡人仅凭‘自然’的微光照引

  有时就可以达到多高的成就。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文人学士对莎士比亚的欣赏和偏见。他们承认莎士比亚具有高超的写作天赋，但他们却认为他在学识上十分贫乏。他们似乎无视莎士比亚在历史剧和悲剧中高超的社会政治洞察力，这就导致了莎士比亚在英国一开始就并不受到重视。本・琼生，莎士比亚的同代人认为，莎士比亚在“天性上就是孩子”，故而能有天然质朴之诗才。而伏尔泰和他英国的支持者里默则批评莎士比亚的粗野、不典雅，不遵循法国戏剧的三一律，伏尔泰甚至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国王实在是太不高贵了。可以说，在启蒙运动早期，英法的重要批评家都很不待见莎士比亚。

18世纪开始，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有所改观，约翰逊博士认为：“莎士比亚对自然的执著让他暴露在批评家的火力之下。他们以狭隘的原则进行判断，丹尼斯和里默认为他的传奇不够传奇，而伏尔泰认为他笔下的国王不够高贵。这些都是出于小心眼的吹毛求疵。”

19世纪，在歌德和雨果、斯汤达等国外批评家的重视下，莎士比亚地位得以突然的上升，他成为了浪漫派眼中的先驱，英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英国浪漫派批评运动的骑手柯勒律支大讲莎士比亚戏剧，而以宣扬基督教英雄著称的托马斯・卡莱尔也颂扬莎士比亚的英雄主义。

20世纪早期，以爱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彻底打乱了英国诗歌“英雄榜”的座次，但是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文化”和拉丁悲剧传统的继承者，地位岿然不动，而且有所上升。爱略特认为：“但丁和莎士比亚划分了现代世界，决无第三者插足之地”这时候的莎士比亚一改浪漫诗人眼中的天生的天才的形象，成为文化的象征。

二十世纪，“打倒经典，反对秩序”的口号盛行于西方文化思想界，由爱略特树立的莎士比亚的经典形象，成为了众人反抗的对象。二战以后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吸收了很多激进思想，怀疑作者莎士比亚本身的存在，或者干脆用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政治文献来推测莎士比亚本身的社会政治立场，然后否定莎士比亚的美学贡献。这样一种评价方式遭到了两种人的反击，我把这些伟大的反对声音称为两个布鲁姆。正是他们在价值多元，人心思变的时代，捍卫了莎士比亚的高贵。

我用两位的话，来结束本课：

 

莎士比亚最生动也最广泛地呈现了僭主的命运、善好统治者的品质、朋友之间的关系、公民的职责，如果不带偏见地去阅读，就会触动读者的灵魂；读者也会因为读了莎士比亚而更好地理解生活，莎士比亚也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向导和指南。——阿兰・布鲁姆《政治哲学与诗》

 

我们需要一代代批评者——其质朴的批评提出的是莎士比亚式的问题……我们怎样生活？做一个统治者或者诗人，哪一个更好？我们可以杀一国之王么？为了爱的缘故我们可以不服从自己的父母吗？等等——阿兰・布鲁姆《政治哲学与诗》

 

莎士比亚的能量远远超过前苏格拉底时代圣贤们以来的任何一位作家。他将修辞学、心理学和宇宙哲学融会贯通，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